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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帝国主义对淄川煤炭资源的掠夺
作者:佚名   来源:NET/DXZM   点击:608   时间:2016/4/7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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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图谋瓜分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从此,主权被出卖,领土被蚕食,资源被掠夺,人民被奴役。淄川煤炭资源的被掠夺,就是历史的见证。

淄川矿区资源丰富,早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垂涎。1869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即窜入淄博境内,探查煤炭资源,测算民营煤井产量,并于1882年著《中国》一书,鼓动其政府尽快插手掠夺。德国政府1889年成立德华银行,并派江河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对胶澳进行探查,制订占领计划。1897年德国传教士在曹州附近各县唆使教徒欺压人民,激起公愤。巨野农民奋起杀死传教士两人。德国借口所谓“巨野教案”在青岛登陆,协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攫取胶济铁路筑路权以及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的开矿权。18996月德相菲斯鲁斯特训令成立德华合股公司,对发现的路旁三十里内矿产着手采掘,“以充帝国海军之需”。19003月德华矿务公司米海利斯、卡·施米特与山东巡抚袁世凯、副都统荫昌签订《德华矿务公司章程》二十条,使帝国主义对矿权的掠夺由条约规定进而变为由章程具体保证。1902年,德人将探矿设备运进淄川,开始寻找凿井地点,并经山东督府批准淄川二十六处采矿权。1903年开始筑张博铁路支线,19046月通车,同时在淄川洪山大荒地开凿“淄川竖井”(这是帝国主义在淄博开凿的第一个矿井)。11月,驻华公使照会中国政府,提出《矿务续章》四条,内容是:(一)铁路沿线三十里内只准德国用机器开采;(二)三十里内华方已开之矿,仍照土法按向来之大小续办,不得用机器开采;(三)德方开矿处十五里内,不准华方开采,已开者须立即停止;(四)德国用机器开采,中国不得干涉。这个所谓《续章》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虽遭到全国人民反对而迫使清政府未敢承认,但也看出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他们并未善罢干休,19117月德华公司代表英布留赫尔、德驻济领事多克托尔则兹与山东省布政使余则达、奉天劝业道肖应春签订了《收回山东省各路矿权合同》,这个合同使德国人取得了淄川、坊子、金岭三矿的绝对开采权。划定了淄川矿区:南自白塔经奎三起斜线至龙口镇(现龙泉镇),并延石灰岩露头处山麓北至胶济铁路,西至孝妇河畔的张博支线,总面积为418平方公里。1906年淄川竖井出煤,同年又于淄川矿区凿“海特尔井”(海特尔是德华公司柏林首席董事的名子),当时定名为“洪山凹井”,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北大井。1909年第一竖井即淄川竖井建成。第二竖井(马尔他井)、第三竖井(通风井)于191011月开凿,第二竖井于1912年完成,第三竖井后成废坑。至此德国帝国主义以掠夺为目的而苦心经营的淄川煤矿初具规模。

淄川煤矿,其生产设备完全不同于中国旧式煤窑,机械化程度在当时是很高的,通风、排水、提升全部机械化,有空气压缩机二台,抽风机一台,发电机二台,一整套排水机械,两套四部双火道锅炉,建立煤矿洗选厂,新式厂房和仓库,成为全国机械化生产的四大煤矿之一。为了开矿,1904年修6.5公里长的淄川洪山铁路专用线,1906年又建电气厂(洪山电厂前身)。1913年德华公司和山东铁道公司合并,设铁道部和矿山部,矿山部董事为彼兹赫鲁,两部营业监督为施密特,淄川煤矿属矿山总部。这一年德国人在淄川矿坑内按德国方式,以竖井为中心,凿造水平巷道至炭层,开成采煤面,采用长壁法采煤。虽然井口机械程度高,但井下采掘仍沿用土法和笨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操作。

淄川煤矿是德国人投入大量资金的煤矿,《淄川煤炭志》记载:“自19046月起,到191411月日本占领前,德国共投入623万马克”,“在外国投资的七大煤矿占第四位”。因此德国人对淄川煤矿寄予很大的希望,要求日产煤1500吨至4000吨。淄川煤矿开凿于1904年,1906年才出炭,原计划出炭煤井海特尔井,直到1913年才由风井改过来,所以日产量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直到1914年刚达至1500百吨,又为日本人所侵吞。1906年到1914年淄川煤矿9年产量是:

单位:吨

1906

14646.50

1911

283208.50

1907

40899.60

1912

299652.60

1908

72467.73

1913

414000.00

1909

183449.84

1914

322253.00

1910

237544.36

1868122.13

注:1914年统计到7月底

从上表可以看出1914年仅达到德国人的最低愿望,但这个产量在全国也是仅次于开滦、抚顺而列第三。德国人为了独占利益,利用强取的特权对当地民营煤井肆行排斥、封禁。特别对淄川以北和东北地区,因与淄川矿相邻有大小煤井,日产数百吨,刺激着德国人,他们经常挑起事端,制造纠纷,并依照1907年与山东路矿局签订的《关于淄川附近土法开采协议书》强制划定界线,强行禁止民营煤井的开采,当时被强制封禁的11眼大的煤井就有独霸淄川北部多年的井棍王怀祺的3眼,日产煤量212吨。

德国帝国主义对淄川煤炭进行强盗式开采,掠走大量煤炭达十年之久,写下了德国帝国主义对淄川矿区经济侵略的罪恶历史,为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更为残酷的掠夺创造了条件。

1914年欧战爆发,8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德国将其山东特权交给日本,23日日本对德宣战,随即出兵山东,930日德人及重要物品从淄川撤离完毕。105日大仓财团进入淄川煤矿并在矿南门和竖井架上插上日本旗,雇用华人保护设备。12日日军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铃木中尉带士兵6人占领淄川煤矿,11月中旬,“满铁”组成临时联队,以联队副阪口新圃为陆军嘱托率队到达矿场,开始了日本对淄川煤矿的经营统治。

至此,矿山正式易主,德国人换成了日本人。

日本侵占淄川矿不久,便通过“满铁”对淄川产煤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多方验证淄川煤质的性能。191511月,又在日海军“干鸟号”水雷艇上进行了试验,经海军断定,该煤火力旺,蒸发力强,烟稀,与当时日军舰使用的英“卡吉克”煤不相上下。19162月,又拿到左世保海军工厂,与英“卡吉克”煤作比较性试验。7月又在三艘驱逐舰上对淄川煤进行了三天试验。一系列试验都证明淄川煤可以与日军舰使用之甲种煤相媲美,对日本帝国主义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开发淄川煤田的重视。“满铁”矿务科长,陆军嘱托阪口新圃19177月致函日本当局说:“……(淄川)煤藏量丰富,获得这种重要战利财产,应说是天赐之物。”他敦促日本当局应加紧掠夺:“天赐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夭,岂可不快速利用之。”

19153月,阪口新圃以山东铁道管理部理事的身份任矿山长。到191710月,青岛守备军废除山东铁道部管理制度,路、矿改由民政部的铁道部管辖,阪口又改任铁道部长,矿山课改为采矿课,以后这一机构一直没有变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淄川煤矿一接管就实行军事管理。禁止中国人在限线内开采,迅速恢复德凿竖井,又新开五眼竖井,雇佣工人达万余。新开的五眼竖井是:

深(米)

径(米)

开凿年月

完成年月

十里庄一坑

87.3

3.9×27

1918.6

1919.3

十里庄二坑

82

4.1×2.85

1919.6

1920.3

南旺一坑

66

3.5×1.9

1920.5

1921.3

南旺二坑

102.5

4.02×2.53

1921

1926

大昆仑一坑

380

4.55

1921.6

1926

192012月,日本侵略者在淄川煤田南定矿区由财阀大仓腾田组开采南定矿区,设立“淄川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282月改为南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仓组派技师平田季七在南定火车站周围钻探,最后选定华坞附近破土开凿,(就是华坞煤矿)着手开采,期限为20年。该井于19259月建成10月开始出煤,日产150吨,雇佣工人约750名。

1922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字,规定中国花钱赎回德山东特权。淄川煤矿改为中日合办。1923年冬,北洋军阀靳云鹏发起筹建“鲁大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缔结《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付给日本政府矿山偿金”500万日元。19235月,日本在东京成立“山东矿业会社”,派田边、田中、实相寺来华与靳云鹏协商正式成立了中日合办公司——鲁大公司,统管淄川(煤)、坊子(煤)、金岭(铁)三大矿山。日本人利用特权操纵着公司大权。

淄川煤矿在鲁大公司时期叫淄川矿业所,矿长由日人担任,第一任矿长叫丰田盛次郎,从1917年即以民政部采矿课课长身份负责经营淄川煤矿,直至1930年。第二任米仓清族,193110月死,由伊东直继任。副矿长设两人,由中日各出一人,中方副矿长殷同192812月辞职,此后,一连空职五年未委人接。19377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侵入淄川,对淄川煤矿开始了军事占领,实行军事压迫下的掠夺式开采。1939年鲁大公司进行机构改革,改淄川矿业所为淄川炭矿,川村元弘任矿长乡在原系之上增加课一级组织,课、系、所的主要负责人均由日人担任。19403月,成立“山东煤矿产销股份有限公司”,在淄川洪山设出张所。“满铁”派宫泽惟重任“山东矿业会社”和“山东煤矿产销公司”董事长。“山东矿业会社”对鲁大公司的人事层层控制直通淄川煤矿。1943年淄川矿共有矿工13346名,其中里工921人,劳动分大小两班制,里工干小班,每班12小时,采掘工干大班,每班24小时。

悦升公司经理丁敬臣,在吞并西河附近14个煤井以后,又见利忘义,把藏煤丰富的西河矿区以合办的名义拱手交给了日本财阀,自己作了悦升矿的合办副董事长和“山东煤矿产销公司”的常务董事,他本人长驻日军占领下的青岛。日军进占淄博,丁弟丁良臣即组织人员在西河欢迎。就是这些民族败类,在日占年代,助纣为虐,帮助侵略者强占民营煤矿,组织掠夺性开采,网罗地痞、流氓压迫工人。

淄川矿区从1904年至1945年先受德国帝国主义,后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达41年之久。矿工所受剥削、奴役和非人摧残令人发指,侵略者推行“以人换炭”,在提升、排水、通风机械化后,采煤仍袭旧法,井下工程草率,到处乱采乱掘,坑内温度高,湿度大,华坞矿内温度达43度,淄川坑内湿度达80度,矿工病亡率高,对保障安全用材料极力压减,因此冒顶透水不断发生,特别是水患。1924年斩龙剑井一次透水死亡矿工36名,19278月华坞一次透水死亡矿工139名,19355月淄川矿北大井一次透水死亡矿工536名,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在帝国主义控制和占领时期,矿工受到非人待遇。德占时期,矿工作业被持枪督工,一不顺眼就被抓进“局子”,非刑拷打,还要当街示众。日本占领者在矿区建立了宪兵队、矿警队、精华公馆(特务组织)和各种名目的剿共队:“佐腾剿共队”“四县联合剿共队”,招纳叛徒孙俊礼、孙化清、孙伏武先后担任队长,这些组织执行对矿工的残酷统治。“精华公馆”设有牢狱和刑讯室,置有杠子、老虎凳、电刑、皮鞭、洋刀、手铐、脚镣等各种刑具,在几年时间残害矿工和革命干部200余人。

井上残暴,井下也是如此,下坑干活的矿工难过日寇设置的四道关:

一、进门关:大门口有日本兵和产销队员监视矿工,工人进门必须摘帽子,上衣扣子上挂上工人证,进矿门必须敬礼,否则就遭到毒打;二、上罐笼关:给工人规定极短的上罐时间,在一个只能容纳八个矿工的罐笼里工人为了争时间往往挤上十五六个人,有时有人被挤出罐条笼而粉身碎骨; 三、井下监工关:日本掠夺者在井下设置日人监工,任意残害矿工,毒打工人,延长工时;四、搜身关:24小时干完活,上井都要遭到搜身的侮辱,不论冬夏,都要脱光,并借此制造种种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为残害矿工还建立了“新民村”。

“新民村”就是劳工窝铺,是关押劳工的集中营。1941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太平洋战争需要,加紧掠夺煤炭。除调进一部分战俘外,又从天津、河北、江苏和本省的济南、潍县、沂水等掠骗不明真相的农民的失业工人,集中关押在这样的劳工窝铺里,进去的劳工成了奴隶,失去了自由。淄川矿洪三坑南面的鲁大庄就是鲁大公司建立的一处较大劳工窝铺。四周设两米高的石围墙,墙上装有3300伏电流的电网,庄四周墙角筑有四个炮楼,大门旁设有大碉堡一个,驻有日本兵和产销队,由日人田中负责统治。

庄内有十几个大窝铺,窝铺内正中挖一道深一米、长十五米的沟,沟两边的山上就是劳工睡觉的土炕,炕上除有点烂草垫身外别无他物,几十个人一个炕,空气恶浊,蚊、蝇、虱、蚤到处皆是。天不明,监工、把头、产销队员持枪舞棍把劳工押至井口交给井下把头,干完24小时后,再由矿警、把头押回窝铺,劳工们在窝铺内不准随便出入更不准出庄,上厕所也得经门岗许可押送,与犯人无异。

劳工们在井下干牛马活,而吃的不如猪狗。一个大班24小时的劳动,只给吃两顿发霉的橡子面窝头,没有咸菜,渴了喝烧煤沟矾水。劳工们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从1941年至1943年不到三年时间就有400多名劳工被摧残致死。劳工死了无人埋,把头就叫人拖到万尸沟里喂狗,更惨的是有些劳工因病失去劳动能力,就被活活拖出去喂了狗。今寨里煤矿周明义同志,13岁时被抓进了新民村当劳工,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小劳工的惨死。一个叫肖金的劳工,1942年被骗去当劳工时才14岁,骗拐他的把头对他说:“进煤矿干工可以挣钱,吃白面馍馍”。结果被送进了新民村,由于忍受不了折磨,在逃跑时被电车压断了腿,矿主把他活埋了。新民村里经常流行多种传染病,矿方不给治疗,还以防止传染为名,把未死的患者扔进乱葬岗子里。

1904年开始,德、日帝国主义对淄川矿区工人的统治一直采用“包工制”,当地人叫“包工柜”,其管辖矿工只限外工(井上工一般都属里工),外工的工资一般有包柜规定,由包工头按日或按月发给。德营时期淄川矿出过十家包柜,每柜所包人数多寡不一,劳动分班作业,包柜在每班设一大把头,大把头下再设一、二小把头,小把头下是小煤把头。包工制开始因淄川矿从未实行过,1915年矿主从唐山找来一个叫安奎的包柜,随后又从唐山来了王子华、王子禄。不久本地也有人出来包柜了。唐山来的安奎当时算是大包柜,雇有采、运工人四五百,其他人都算小包柜,包工人数在一二百人左右。德营时期淄川矿工人3000多人,日管时期达到了13000左右,包工头由德营时的10人,1935年日管时期发展到30人,日人山村也当包柜,他包柜的规模比任何人都大,包揽两个井,严然如太上皇。华人最大包柜是钱升楷,其招雇矿工达500多人。

包工制对矿工的剥削控制主要在支付工资上,包柜从公司按包工单价领出工资再按八折发给矿工。招雇童工、虚报人数和克扣工资成为包柜盘剥的重要手段。1937年以前矿工实行货币工资,1937年以后货币、实物工资并行,以实物工资为主。所谓实物工资就是对工人劳动支付粮食,粮食经过包柜再到工人手的不过是些糁子、橡子面、豆饼之类的粮食代用品了。因此,采掘工人的实际收入往往连起码的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矿工家庭都十分贫困,多数靠糠菜度日。

包柜除工资外,还施使以下几种剥削手段作为利源的补充:(一)“差班费和留坐班费”。“差班费”就是八折扣发班钱,“留坐班班费”就是扣留工人工资,延长发放时间,包工头用这些钱去放高利贷;(二)付半工:工人干满一天,工头事先不告诉,在帐上记半工,半月发工资时才知扣了半工,因时间一久,欲辩不能,工头帐房经常利用这一手段克扣工人;(三)抹尾:包柜从公司领银元,发给矿工是银元折铜元,只发整数,零头抹掉;(四)票子钱:工人家庭困难,等米下锅,天灾人祸,向柜上借钱,发钱时连利扣还,竟高达12%(月息);(五)收临时加款费:过年、过节,工头的儿娶媳妇、女出嫁、生孩子等名目繁多,从柜上借,还时还要加利;(六)扣奖金:公司为多出炭,规定了“超产奖”,包工头、工头拼命增加矿工的劳动强度,所得奖金大到工资额的三分之一,但工人不得分、毫,全部被包柜和工头攫取;(七)扣安全灯费:用油灯每个矿工每周扣安全灯费3个铜元(制钱60文)这是工头的一项重要收入;(八)无偿劳动:工头家在附近的,地里活都是矿工无代价的给他们干。

这就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矿工生活。他们在多层压榨剥削下,衣不遮体,食不饱腹,还得为压迫者从几乎没有安全保障的地下深处挖掘煤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在日管时期的八年里,日本占领者从淄川矿区(包括华坞)掠走煤炭7898997吨,为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添了罪恶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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